学术现场丨哲学值得辛劳和冒险——M. 宽特教授访谈

编者按

本期推送德国明斯特大学副校长、实践哲学讲席教授，《黑格尔研究》和《黑格尔研究附刊》主编，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主席，欧洲科学院、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艺术院院士米夏埃尔·宽特（Michael Quanta）先生的访谈。

在此预告，九月开始的“黑格尔与现代世界”（Hegel und die moderne Welt）系列讲座第二季——“国际著名黑格尔专家”讲座，宽特教授将作为第五场主讲人，于9月29日作题为“Zwischen Würde und Pluralismus: Aktualität und Grenzen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heute”的学术报告，敬请关注、期待！

宽特（Michael Quanta）：德国明斯特大学副校长、实践哲学讲席教授，《黑格尔研究》和《黑格尔研究附刊》主编，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主席，欧洲科学院、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艺术院院士，明斯特大学生命伦理中心负责人。曾任德国哲学学会主席（2012—2014）。

本访谈刊登于《伦理学术11——美德伦理的重新定位》第168-176页，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伦理学术11——美德伦理的重新定位》

2021年秋季号总第011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1年12月 

哲学值得辛劳和冒险

——M. 宽特教授访谈

M. 宽特/著  朱渝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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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夏埃尔·宽特（Michael Quante）教授（图片来源：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学术前沿讲坛系列之“海外学者讲坛”第43期）

朱渝阳（以下简称“朱”）：您好，宽特教授！值此黑格尔诞辰250周年之际，我非常高兴能采访到您。您现在是明斯特大学的实践哲学教席教授。我首先想问的是，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学习哲学？又是什么促使您以哲学为业？

宽特：我要在大学学习哲学，并且可能的话，把哲学作为我的职业中心，这个决定我在初中时就已经做出了。当时我在宗教课上，第一次读到了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te）。后来，作为历史课的补充背景知识，我又读到了卡尔•马克思的文本。同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以及通过哲学的方式来探究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既是重要的，又是令人着迷的。在我高中的最后三年，学校开设了哲学专业课。在哲学课上，我第一次读到了经典哲学家们（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以及尼采），并且也知道了不同哲学的分支学科。此外，又因为我当时（并且始终都有）对文学还抱有极大的热情，所以，我当时决定把哲学和德语语言学作为我的大学（师范类）专业。虽然当时（1982年）职业前景渺茫，但是师范类专业总的来说却提供了把哲学作为职业的机会。我当时在西柏林学习了前两个学期，后来又转到明斯特大学。当路德维希•西普①和皮特•罗斯②两位新教授（也是德国观念论的专家）于1986年来明斯特大学任教的时候，他们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即把我的哲学兴趣集中地转向黑格尔和马克思。更重要的是，从当时直至我博士毕业，无论是路德维希•西普还是皮特•罗斯，他们都对分析哲学感兴趣。因而，我能从这两条传统路线（德国观念论和分析哲学）中逐渐成长起来。虽然这两条传统路线在当时还不是一种常有的结合，但时至今日，在我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研究中，我却始终保持着这两条并行的路线。另外一个对我哲学有影响的关键点就是，我的两位学业导师（西普和罗斯）在其各自的研究中，都把以体系为导向的哲学和以历史一诠释为导向的哲学作为统一的整体。这种基本主张我直到今天还在坚持：体系的哲学无哲学传统知识则盲，诠释的哲学无体系的知识兴趣则空。

▲ 路德维希•西普（Ludwig Siep）教授（图片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ZINLWhMEfQfGKYt1b8rlOA）

朱：说到您最初对黑格尔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您1982年的博士论文《黑格尔的行动概念》。在这篇论文的前言中，您这样写道：“从研究黑格尔卷帙浩繁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测，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论点和洞见已经被详细地阐明和论述了。但越是这样，就越是令人感到惊讶，现在还有哪些研究空缺，这些研究空缺不是针对特殊的历史关联或体系内部的关联，而是黑格尔哲学自身的基本概念。这种情况在我看来，就是黑格尔的行动概念。”如您所说，黑格尔的行动概念当时是一个研究空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您又是如何理解行动概念的？

宽特：为什么黑格尔的行动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所展开的行动理论直到1990年还只是极少地受到关注，我也无法解释清楚（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在当时的黑格尔研究中，只有极少的文章是把对黑格尔文本的探讨与现代分析哲学相结合）。对我而言，却是一个幸运，因为我能通过这种方式，把我对于行动概念的普遍体系兴趣与我对于黑格尔的哲学兴趣结合起来。大体说来，我把行动理解为事件。这些事件是行动者有意发出的，也就是从把行动者的意图作为实现尝试的执行视角出发。

在博士论文中，我把分析的行动理论与对黑格尔这部核心著作（《法哲学原理》）以体系为导向的解读结合起来。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结合在德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得以牢固确立并广泛传播。直到90年代中期，才产生了像我博士论文那样对黑格尔解读的需求，这种现象与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或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这些作者们相关。对我自己的职业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我遇到了路德维希•西普这样一位开明豁达的导师。他始终鼓励我要突破界限。同时幸运的是，在我第一部黑格尔著作（博士论文）出版不久之后，我就产生了对这种跨越界限的需求和兴趣。这在当时的德国黑格尔研究中虽不常见，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却成为一个幸运的事件。

▲ 宽特教授著作《黑格尔的行动概念》（Hegels Begriff der Handlung, Frommann-Holzboog, 1993）书影

朱：我注意到，您对行动理论的研究还涉及分析哲学，尤其是交叉学科的问题。从一个宏大的视角来看，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行动，按照您在《哲学行动理论》中的解释：“行动就是一个人类生活形式中日常熟悉和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此熟悉和普遍存在的行动现象在什么意义上值得研究？

宽特：我自己的体系方案是要阐明人的个体生活形式。这在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实践地存在于—世界—之中，也就是要在行动中实现自身。我试图从体系的角度，把行动概念作为人的个人存在理论的基本原则。

在我对此论题研究的各个著作中，分析哲学是首要的出发点，因为我使用的是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形成的概念和方法。相反，从我的内容要点来看，德国观念论，特别是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则无疑构成了指导思想。人的存在、社会学视角中的个人存在、位于实践中的人以及行动的出发点，这些都是核心轴。沿着这些轴，我试图展开我们人的生存形式研究。

朱：即便在您展开的一般行动概念研究中，黑格尔哲学也是您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可以说，黑格尔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哲学理论和思想遗产。2020年是黑格尔诞辰250周年，德国学界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黑格尔学者们都以各种形式（会议、活动、讨论等）来再次反思这一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早在2001年，您就出版了《黑格尔遗产》一书。您能向我们简要阐述一下，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还要谈论黑格尔遗产？黑格尔遗产具体指的又是什么？

▲ 宽特教授著作《黑格尔的遗产》（Hegels Erbe, hg. v. Christoph Halbig, Michael Quante u. Ludwig Siep, Suhrkamp Verlag, 2004）书影

宽特：黑格尔遗产有许许多多的面向和不可思议的维度：黑格尔哲学在许多其他的学科领域中也大放异彩，而且还影响了很多重要的哲学家。此外，黑格尔对社会体制的分析以及他宏大的实践哲学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过程影响深远。我们今天要认同黑格尔著作的哪些方面，关键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兴趣。黑格尔的遗产始终并且只能通过我们在体系的追问中实现。只要黑格尔哲学对我们许多（哲学）问题仍然提供相关的答案或观点，我们就还要继承黑格尔哲学的遗产。

在我看来，黑格尔思想在以下两个方面指明了体系的现实性：一方面，黑格尔对自我意识的分析时至今日都为我们的自我意识概念设置了标准；另一方面，黑格尔把人的个人存在理解为真正的社会形式，并把这种社会形式解析为人们相互之间的承认关系和社会实践所交织而成的网。

朱：在我看来，您能毫不费力地用黑格尔哲学分析现实问题，并指出在当下讨论黑格尔哲学的意义。您的《中介与和解：黑格尔思想对于一个共同成长的欧洲的现实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您是如何在当下的语境中来激活黑格尔古老的哲学论题的？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认为黑格尔哲学在今天并未过时？

▲ 宽特教授著作《中介与和解：黑格尔思想对于一个共同成长的欧洲的现实性》（Vermittlung und Versöhnung. Die Aktualität von Hegels Denken für ein zusammenwachsendes Europa, hg. v. Michael Quante u. Erzsébet Rózsa, Münster, 2001）书影

宽特：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首先要向黑格尔表达我们自己的问题和知识兴趣，然后再看黑格尔的著作能否以及以何种方式来回应我们。即便黑格尔的那些回应不令人感到舒服，它们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深藏在黑格尔思想背后的始终是一种根本的、极其精致的反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理解黑格尔思想的缘由都能一再地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哲学问题。

从我自己的哲学兴趣出发，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以及他把人的个人存在分析为真正的、在承认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社会现象，是特别具有现实性的。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中，黑格尔为我们提供了通达我们文化生命形式的复杂入口，而这些生命形式不是把精神现象还原为单纯的脑部事件或者盲目的体系功能。黑格尔把极其丰富的精神现象（从感觉到思想）和人始终看作有躯体之物。黑格尔拒斥那种人由非历史的理性或身体机器组合而成的解释模型。因而，在我们当今的跨学科（生命学科）的讨论中，黑格尔也非常重要。

展望我们当下的形势，黑格尔的思想同样至关重要。对于一个距今已经250年的哲学家，虽然我们不可以要求他为我们所有现实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或者为我们所有亟待解决的难题提供一个方案，但黑格尔自己也并不认为哲学家要作为实践顾问进行干预。哲学毋宁是在事后来理解历史过程。对此，黑格尔致力于谋求密涅瓦猫头鹰的图景。但我们却几乎不能想象，黑格尔将会对我们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说些什么。也许黑格尔会把当下的疫情看作对他两个基本命题的确认。第一，这种“慢镜头中自然灾害”证明了我们人类所依赖的、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对于黑格尔而言，这种脆弱性属于人类生存形式不可或缺的前提。我们可以试图通过掌握技术或者适应技术，很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然而，不管这是否成功，却从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力量。第二，黑格尔指出，国家由于外部灾难始终受到威胁，并且只能有限地保护自身免受外部灾难的侵袭。在这一点上，我们会看到，黑格尔的诊断是多么准确。我们也可以通过黑格尔的分析把握到，为什么理性制定的社会政治机构、公民的教育与知识以及行动者的责任意识能够有益于更好地度过这次危机。因此，黑格尔至今还是有道理的。

▲ 宽特教授著作《精神的现实性：黑格尔研究》（Die Wirklichkeit des Geistes. Studien zu Hegel, Suhrkamp Verlag, 2011）书影

朱：可以说，深刻的理论与现实相关性是黑格尔思想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根源所在。就外部因素而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也是推动黑格尔哲学传播和现实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从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哲学的过渡发展史也是您的一个研究重点。在您看来，这个过渡是怎样发生的？

宽特：至少可以说，自我大学学习哲学开始（1982年以来），黑格尔—马克思的关系问题就是我的一个主要课题。我至今还在研究这个课题，因为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复杂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的理论是黑格尔体系哲学的一个变体，但马克思同时将他对黑格尔遗产的继承结合到他对黑格尔哲学根本的批判之中。这是否以及如何连贯地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始终让我的研究固守在马克思著作上的问题。

在19世纪中叶，尽管马克思想要把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从其理念论的空间中解放出来，并不得不以双重方式来转化黑格尔哲学，但马克思还在思考，怎样才能进一步使用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因此，马克思保留的不是黑格尔体系的封闭性，而是说他必须要再次关注开放的、悬而未决的历史（在此暗含的问题是在实践中检验哲学）。此外，马克思通过一种直接的否定而对黑格尔进行“头足倒置”（auf die FüBe stellen），这是因为马克思用存在优先的本体论论点来替代思想优先的本体论论点。黑格尔体系中的许多辩证法因素依赖于这一理念论的前提，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也主要使用了黑格尔体系的辩证法因素。最后，正如马克思在其重要著作的著名后记中所言，他要对黑格尔进行“颠倒”（umstülpen），“颠倒”不同于直接的“头足倒置”。“颠倒”不是上下替换，而是外部转换为内部，内部转化为外部（因此，这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价值理论至关重要）。简而言之，黑格尔向马克思自身理论的过渡没有完成。因而，我们的任务在于，从体系的角度进一步探究并检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案作为一门具体的类本质的哲学人类学的核心基石是如何展开的。

▲ 宽特教授著作《不妥协的马克思：动荡的世界》（Der unversöhnte Marx. Die Welt in Aufruhr, Brill | mentis, 2018）书影

朱：您的另外一个研究课题是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基础，您试图论证马克思早期理论与后期理论之间具有连续性。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连续性体现在哪些地方？什么又能够充当连接马克思前后理论的中间环节？

宽特：我认为，这种连续性的原因在于黑格尔方案的普遍影响、马克思的行动概念和劳动概念的连续性，以及马克思制定的、作为具体的类本质的哲学人类学的持续性。马克思（直至逝世）不断地变换研究对象，修改理论。但存在这样一种我们不能静态地理解的哲学方案和哲学原理的连续性，这是我对马克思研究提出假说的基础。当我们涉及马克思理论文本的时候，还要考虑到马克思论题的转移、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自我修正等这些情况。

下述说法是一种天真的论调，即马克思在1845年的某个时候离开了黑格尔哲学，并创立了一种新的科学世界观。虽然晚年的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发现了这一说法，并把这一说法影响深远地写进对马克思的接受史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神话中。但中断的论点是经不起一种彻底的文本检验的。这不仅与下述可证实的事实相矛盾，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了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展开的行动对象化的模型，而且也与这一事实不相符合，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核心纲领和重要方案直至马克思逝世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二、三卷中包含了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之前写下的部分样本，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资本论》涉及的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或者根本就不是一个宏大的世界观），而是一个持续数十年的、动态的研究过程的文献。我们在考订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二部分中就已经交代了这一总的状况，并且也能从编辑语义学和哲学的角度来更好地评估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文本的成熟程度，这是非常好的。

▲ 宽特教授著作《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评注研究版）》（Karl 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Kommentator) , Suhrkamp Verlag, 2009）

朱：您曾在"马克思劳动哲学的体系意义”（Die systematische Relevanz der Marxschen Philosophie der Arbeit）讲座中提到，要在德国把马克思看作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相提并论的大思想家，并作为哲学研究的学术对象确立起来，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对此，您也为一种科学的马克思研究进行宣扬。为什么在德国，甚至在欧洲，人们并不热衷马克思研究？为什么在您看来，一种理性的、哲学的马克思研究方案是如此重要？

宽特：像马克思的著作那样持久深入地发挥作用的只有少数其他哲学理论。同时，马克思的著作在最初的时候曾是激烈的政治争论和意识形态探讨的对象。在冷战的背景之下，以一种科学的方式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是困难的、两极分化的。双方都没有以一种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方式对待马克思思想。除此之外，还存在导致误解马克思思想的方面。我们根本不能或不许以一种科学（学术）的方式从事马克思著作研究，因为我们缺乏马克思著作的“革命性”要求。尤其对于哲学而言，至今还固有这样的观念，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完全不是哲学理论，而是隶属于其他学科。

问题不在于缺乏热情，而是有结构性原因：当今我们在德国必须要建构一种科学的马克思研究。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的出版，马克思的文本逐渐呈现出一种更加可信的形式。意识形态的扭曲逐渐消退，并且现在有如下一种机遇，即通过创立（带有同行审查的）系列丛书或者具有哲学标准的杂志来确立一种坚固的、哲学的马克思研究。对我而言，马克思隶属于德国观念论传统，并且是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之一。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始终具有现实性，而且他的文本质量是无法估量的。

朱：作为"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Marx-Engels-Stiftung）的主席，您能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协会在当今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宽特：“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任务在于确保历史考订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的实现，并且把这个全集作为一个国际项目来运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遗著散落在不同地方，20世纪的混乱又导致了一种毫无头绪的状况。马克思著作的规模、状态以及这些不同的文本类别都是巨大的挑战。我们只能跨学科、跨国家地来战胜这些挑战。

▲ 宽特教授著作《卡尔•马克思哲学研究》（熊至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书影

朱：您曾在2014年的一个访谈中指出，哲学家应该要更多地介入社会政治讨论。但当我们联系到现今的疫情局势，我们在疫情危机中从哲学家那里听到的却少之甚少。作为德语世界中享有盛名的哲学教授之一，并且您从事研究行动理论、应用伦理学、生物医学伦理学等这些与人的道德处境密切相关的重要领域，您怎样看待哲学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就此而言，您改变了之前的哲学主张了吗？

宽特：自始至终，我对参与具体事件的哲学主张一点都没有改变。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我仍然把哲学理解为"肉搏的批判"（Kritik im Handgemenge）。在德国，哲学与社会联系非常紧密。这首先体现在，在学校里有专业课程；一般成人教育中（例如夜大）开设哲学课；在社会层面上，哲学也出现在节日项目或文化项目中。

在哲学与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上，我只能谈一下德国境内的讨论。在这一点上，要警示一种错误的感知（认为哲学家在疫情面前明哲保身、无所作为）。许多哲学家曾经并且现在也积极投身于战胜这场全球危机中。他们参与发表意见[例如德国伦理委员会（Deutscher Ethikrat）、利奥波第那科学院（Leopoldina）]，制定普遍的伦理准则（例如医学伦理学院），或者通过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来具体贯彻这些特殊的“新冠准则”。此外，哲学专业的代表（曾经）现在也在顾问机构中，为政治出谋献策。

这些具体的伦理支持是哲学的一个核心任务，它要比普遍抽象谈论新冠病毒重要得多。我自己也因此决定放弃那种一般性的评论。当应用伦理学家们现在在报刊杂志上表达各自在研究领域中多年形成的，但不适用于具体问题的主张，这并无益处。我能理解，当我们的研究对象突然涉及更大利益的时候，社会或媒体的关注点会迎合我们。但如若没有详细的知识，我们就不能在哲学上提供有益的、有用的表达。当哲学家们利用奋发向上的记者们的麦克风高谈阔论或妄议宏大哲学论题的时候，这甚至是有害的。这种做法不仅解决不了当下任何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而且还有损于那些在细节上承担了重要工作并且对战胜疫情危机作出了具体贡献的哲学家们的名声。

朱：如您所言，真正的哲学家们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他们勇于面对危机难题，具有公共精神和社会担当。但哲学目前仍然是一座象牙塔或者至少被看作一种专业的象牙塔工作，而没有大范围地参与公众的讨论或发挥一种社会意义，您认为这是一种危险吗？

宽特：不，对于在德国所从事的科学的哲学而言，我完全不认为这是一种危险。

朱：您现在是明斯特大学实践哲学教席的教授。这个教席是德国最重要的哲学教席之一，像约阿希姆•里特尔③、汉斯•布鲁门伯格④和路德维希•西普这样的大哲学家曾依次执掌过。您自身怎样看待这个以实践哲学为研究重心的教席的历史和当代意义？

宽特：是的，这是我在2009年去明斯特大学任职的时候穿上的一双“大鞋”。我自己的工作完全是照着里特尔和西普的方向。我在明斯特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布鲁门伯格，但要把我纳入他的学术传统之中，那可能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布鲁门伯格通过自己的著作为这个教席的知名度和重要性作出了本质性的贡献。就此教席的当下意义，我不能也不应当说。当我结束了我在这个教席的工作之后，这必须将由他人来评价。

▲ 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1920—1996）

朱：当您今天回顾您整个的哲学研究历程的时候，您要对那些想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学生们说些什么？

宽特：如果你们因为触及哲学问题而不安，并感受到了那份一定要从事哲学的渴望，那么你们就不要受到职业道路或一个长久的、风险与脆弱并行的人生计划的妨碍。一般来说，我们应当要确定那条我们发自内心、出于真心喜欢而走的人生之路。就哲学而言，我特别要说的是，从事哲学能归还给我们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我看来，它是值得辛劳和冒险的！

注释：

①路德维希•西普（Ludwig Siep），德国明斯特大学（荣休）教授，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 

②皮特•罗斯（Peter Rohs），德国明斯特大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先验哲学、主体性理论等。

③约阿希姆•里特尔（Joachim Ritter， 1903—1974），德国著名哲学家、“里特尔学派”的创立者。恩斯特•卡西尔的学生，曾参与并记录了 1929年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达沃斯争论”。他主要致力于哲学史、亚里士多德和实践哲学研究，曾主持编撰了《哲学历史大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④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1920—1996），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他创造了一种后来被称为“隐喻学”（Metaphorologie）的东西，并指出隐喻和语言模态下的东西是最接近事实的。出版有近40本著作。

（采访整理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国际著名黑格尔专家”讲座预告

2022年9月2日

Andreas Arndt（柏林洪堡大学）：

"Die Eumeniden schlafen":  Über die Fragilität der Moderne

2022年9月9日

Klaus Vieweg（耶拿大学）: 

Hegel und der Anfang der Philosophie

2022年9月16日

Jean-François Kervégan（巴黎第一大学）：

The Institutionality of Sittlichkeit

2022年9月22日

Anton Friedrich Koch（海德堡大学）：

Hegels Lehre vom freien Willen in der Einleitung zur Rechtsphilosophie

2022年9月29日

Michael Quante（明斯特大学）：

Zwischen Würde und Pluralismus: Aktualität und Grenzen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he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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